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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到汽车驾照的第六十几天,我才敢回忆自己考驾照的两年多,期间停顿一年多,路考、场考都是第二次补考涉险过关。我那时安慰自己,在其他地方把运气用掉了,学车才格外费劲。
 
有驾照的第一个晚上,我兴奋得无以言表,晚上九点跑去地下车库。车子无法驱动,打电话问,他说你的发动机可能没完全启动,我一看转速盘果然在零处。是个细雨天,忐忑了一分钟,义无反顾开出去,回车库已是三个小时后了。
 
崭新的冰川白奥迪Q3,被我撞擦了好几回,已经修了一次,居然也不心疼。
 
自驾车的好处,也许有这两三点:方便出行,移动的独立小空间。开车的烦恼却一点也不比挤公交和地铁少。停车难,开车时要聚精会神,油费和保险费、折旧费也是一笔支出。而坐地铁、公交,只要我能站着伸出一只手,就能用手机写一篇篇文章,看很多信息。
 
尽管如此,我却习惯了开车。每周三的限行日,也都等着开车。
 
不知从何时开始,我有一种本事,开车与不开车时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再拥挤的公交车后门,摩肩擦踵,我都可以内心宁静。
 
开车在高架桥或地面十字路口,无论后面的车怎么按喇叭都无动于衷,只按自己的判断和速度去驾驶。这是一个有十几年驾龄的朋友传授的窍门:一定要稳,不要慌。
 
爱惜车,上周特地写了惜物的文章。因为它倾注了彼此的陪伴,里程,触摸,音乐,想象力和沉默。
 
没开车时,搭过别人的车。我极少搭别人的车。记得那些短暂的同行时光,将来有机会,专门写写车主。
 
前年是独一无二,骑行的一年。那时候,中河高架桥下的六部桥旁,“菊英面馆”还没有出现在央视热播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中,六七张桌子不紧不慢招呼着客人,我在工作日的清晨从那门前经过,都会瞟一眼。
 
我的白色捷安特山地车是花了两千元买来的,当天取名“小白”,后来还配了雨衣、蓝尾灯。风雨无阻,两三百天,从滨江滨盛路火炬大道骑去体育场路浙报大院,途经复兴大桥、鼓楼、庆春天桥、杭州高级中学等。后来,小白在楼下失窃。
 
骑车,我的时间是可控的,有跑车的自由,徒步的方便,公共交通的速度,还能锻炼身体。那样是帅的。
 
前些天,有朋友好意嘲弄,说我很傻很天真,构筑了自己的王国,看不到自己傻逼。我苦笑,这恐怕是狮子座通病之一,大方承认,死不悔改,也就这样了。
 
车轮上的青春,自然不能少了少年时的城乡大巴。
 
十七岁辍学,开始在厂里做事,还认识了城里报馆的几个编辑,偶尔写信探讨。
 
我每隔两周坐一两小时大巴车去镇上网吧,与一位编辑通信,持续了三个月。那是对外面的世界和艺术作品的某种向往和试验。多年以后,才知道那是温州医学院的一名心理医生,当时在报馆兼职。
 
十几元车费,十元上网费,五六元面费。在颠簸的城乡大巴上,发呆时,会做着少年维特和于连的梦。
 
我小时候不会坐车,连去最近镇上的一小时车程的敞篷三轮卡车都不能坐。上小学一至三年级时,每出门一次,到了目的地总是已经吐过一两次,回家后都不进屋的,要在门口的凳子上坐四十分钟,慢慢缓过神来。
 
父母都担心,将来可怎么办,这孩子出不了门。
 
村里的一辆三轮卡车曾经为我捎来一份精美笔记本,是奖品,全乡作文竞赛的三等奖,那时竟十分满足。小学毕业会考,我考了全镇前三,在我家门口等车的驻村副乡长因为女儿与我同级,无论如何不相信我的成绩,我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
 
学自行车的时间,就比村里的同龄人早。那时门前还不是柏油路,是坑坑洼洼的泥石路,我借着驻村乡干部的大轮老牛车骑,从上坡冲下来,学了十几次,居然会骑了,只是左大腿也留下了创伤,被绣钉扎破的腿洞新肉无法痊愈。
 
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,我有了一辆自行车。从乡校回来,带了一个同学,去乡镇府旁的水库看看。碰到几个熟人,都是驻村过或与父亲有交往的乡干部叔叔、阿姨。那天正好是大抓包头鱼的一天,我小心翼翼地问那些熟悉的乡干部,想要几条鱼。
 
到家的时候,带回了七八条鱼,自行车前篮框就此生锈了。母亲对我的偏爱在那时也能看出来,说阿童多能干,会说话,考试回来去乡镇府还搞到了好多鱼。
 
两年前在外公家的院子里看到那辆熟悉的小三轮玩具车时有些恍惚,“三国通”外公已经开始拄拐了,颇有英雄落寞的感觉。
 
那是外公在我哥一两岁时送的礼物,我哥最早的一张照片就是拿着柴屑在这车上拍的两寸黑白照。后来,成为我的车。再后来,我们看着舅舅结婚,看着表妹骑去了我们的三轮车。
 
玩具稀缺、物资缺乏的童年时期,让人更懂珍惜。
 
这轴距三四十厘米的小车轮上,是几十年的亲情,宿命,轮回。
 
最后,脑海中浮现木摇篮,站、立两用。画地为牢又固若金汤,是我婴儿期的座驾。
 
一个人无论将来怎样,其实都是童年期的再演。开车有什么好?开车是生长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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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国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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